東亞社會的“苦難詩學”：從《苦盡柑來遇見你》說起

Netflix原創韓劇《苦盡柑來遇見你》（下文簡稱《苦盡柑來》）無疑是時下亞洲最火的電視劇，并以9.5分成為豆瓣年度評分最高的韓劇。關于這部劇的成功要素，父母愛情的雋永、女性互助的溫情、代際犧牲的動人，已有諸多討論，在此不再贅述。我們想進一步探討的是其背后更深層的敘事邏輯：一種在東亞影視中反復出現、屢試不爽的“苦難詩學”。

“苦難詩學”并非《苦盡柑來》獨有，而是深深植根于韓國乃至東亞的文化土壤。從韓國電影《國際市場》（2014）到《苦盡柑來》，我們能看到一個相似的敘事模板：善良的個體被拋入時代的苦難漩渦，主人公以“為了家人”“為了下一代”或者是“活下去”等動機為精神支柱，通過自我犧牲式的堅韌與隱忍默默咀嚼苦難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苦難轉化為生存的力量，并完成對苦難歷史的象征性克服。觀眾也在淚眼婆娑中建構起一套完整的情感凈化機制，從苦難展示升華為精神激勵。

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忽略的是，這類故事在歐美市場往往反響平平——《苦盡柑來》火爆傳統的韓流區域，特別熱播期是在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高排名第一（“東亞”也是很多觀眾點評《苦盡柑來》的高頻詞），但在Netflix歐美區的表現并不比一些常規的韓劇來得出挑，劇集熱播期在歐美地區未能躋身劇集前10名，爛番茄和Metacritic等歐美主流的專家評分體系甚至因評分人數不足而未開分（截至筆者撰文時的4月16日仍未開分，歐美主流影評人對此劇鮮有反饋）。這一鮮明的接受差異，一定程度上折射了“苦難敘事”植根于東亞文化土壤，也主要流行于東亞文化圈。在全球化時代，這種敘事模式的接受差異，為我們理解文化產品的“東亞性”提供了很好的觀察樣本。

《苦盡柑來》的“苦難詩學”敘事有什么典型特征？為何它在東亞社會如此奏效？

苦難的咀嚼、轉化與否定

《苦盡柑來》以韓國濟州島為背景，橫跨半個多世紀，展現吳愛純與梁寬植這對夫妻在時代洪流中的遭遇?！翱唷笔恰犊啾M柑來》的關鍵詞，也是隱形主角。

吳愛純出身貧寒，母親是濟州島的海女，靠潛水捕撈維持生計，最終因過度勞累患病離世。愛純年少時夢想成為詩人，卻因家庭貧困被迫輟學、因私奔被學校開除，后來嫁給了青梅竹馬的梁寬植。婚后他們育有三個孩子——幼子早夭；大兒子在金融危機中卷入經濟犯罪，夫妻倆變賣家產才將他保釋。晚年時，寬植投資被騙，全家一度陷入絕境。積勞成疾的寬植最終罹患多發性骨髓瘤離世……苦難如同濟州島永不停息的海浪，一次次沖刷著這對夫妻的生命堤岸。

韓國很多催淚的影視劇雖有苦難的堆疊，卻不是“苦情”，一大原因是這些作品以普通人的命運為切入點，將個體的悲歡離合置于戰爭、分裂、社會變革等宏大歷史背景之下。在這一敘事邏輯中，苦難不是偶然的、孤立的厄運，而是被放置在特定的歷史坐標中，折射出一個時代、一個民族的集體創傷，觀眾在唏噓人物命運的同時，也在無意識中完成對集體記憶的確認與共鳴。

同樣地，《苦盡柑來》中愛純與寬植的故事不僅是愛情史詩，也是韓國現代史的微觀縮影。1950年代，愛純的母親光禮是濟州島海女，那個時候的海女沒有現代潛水裝備，僅靠一口氣潛入深海捕撈，常因水壓、低溫、缺氧或海洋生物攻擊喪生，年僅29歲的光禮就死于海女的“職業病”，她是整個濟州島海女群體的宿命寫照——被時代洪流推向深海，用生命支撐家庭，卻最終被海浪吞噬，成為歷史中無聲的犧牲者；之后寬植與愛純私奔時，“嚴防青少年離家出走”的橫幅暗示著樸正熙政權對社會的控制；1978年，愛純首次競選漁業副會長時，對手的做派影射了樸正熙再次一人參選并無懸念當選的鬧??；海女們抗議因奧運圣火傳遞而驅逐攤販的劇情，復刻了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底層民眾被系統性邊緣化的歷史……

愛純的母親光禮是濟州島海女

從封建殘余的女性壓迫，到樸正熙時期的社會壓抑，再到民主化浪潮中的轉折陣痛……愛純和寬植的苦難是一代韓國人的共同記憶，韓國觀眾看到的不僅是某個家庭的坎坷，也是整個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留下的傷痕。這是“苦難詩學”的第一個步驟：讓苦難擺脫了“個人化苦情”的嫌疑，轉而成為一種能夠引發集體共鳴的民族體驗。

“苦難詩學”的第二個步驟：將苦難轉化為人生的詩行。劇中人物的掙扎并非單純展示痛苦，更是展示面對苦難的堅韌、隱忍與愛。與濟州島民將柑橘釀成蜜醬的隱喻一致：人生的回甘并非來自苦難的消失，而是對苦難的咀嚼與轉化?？嚯y成為人性光輝與生命韌性的見證，并成為繼續前進的動力。

劇中，對苦難的咀嚼與超越主要分為兩個部分。一部分是三代女性——光禮、愛純、金明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，以不同形式的“掀桌”，完成對下一代的托舉。身為海女的光禮，以命相搏供養家庭，她可以犧牲自我，但堅定地告誡愛純不要成為海女；愛純婚后受婆家打壓，但她從未放棄對女兒的期望，堅決捍衛女兒的未來；金明作為新時代的女性，站在母親和外婆的肩膀上，終于擁有了更高的起點和更開闊的視野……女性的代際托舉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生命接力，“外婆在海里游，母親在地上跑，我才能在天上飛”。

另一部分是寬植的默默守護與犧牲。寬植一生都在奉行“愛純主義”。從少年時期起，他就偷偷給吃不飽飯的愛純送魚，幫她賣白菜為她保留自尊心，在愛純每一個傷心時刻陪伴在她身邊；在那個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，他不顧媽媽和婆婆反對，一直站在愛純這邊，與她一起抗爭，帶她逃離家庭；晚年確診癌癥后，他還在為自己離開做準備，希望愛純依然能夠好好生活、去實現她未實現的理想……他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愛純，讓愛純在艱難歲月里感受到溫暖，就像老年愛純在詩歌里寫的，“從九歲到現在，多虧了你，我的人生日日是春日”。

對孩子，寬植同樣充滿犧牲精神。小兒子銅明意外早夭，寬植一生都在自責；兒子銀明在金融危機中卷入經濟犯罪，他和愛純變賣家產保釋兒子，家庭陷入赤貧，可他從未責備過兒子；為了維護兒子的自尊、幫他重樹信心，寬植用自己不多的積蓄提前給街坊付錢，讓他們買兒子叫賣的年糕……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，寬植始終是這個家庭最安穩的港灣。

面對深重的苦難，停留于詩學的修辭是矯飾的?！翱嚯y詩學”的第三部分，是“你辛苦了”這一句感恩又悲情的喟嘆，是縱然苦難可以成為詩行，依然要對苦難保持否定的態度?！犊啾M柑來》的韓文劇名直譯過來就是“你辛苦了”，老年愛純在寫給寬植的詩歌里有這樣一句“我的愛，一路走來辛苦你了”。當苦難被咀嚼到極致，當堅韌被展現到極致，剩下的便是一句簡單卻也沉重的告白——當我們說出“辛苦”時，已然默認了某些重負與傷痛本不該存在。光禮短暫的一生，在冰冷的海水里拼命掙扎，卻早早離世，未曾來得及享一丁點的福；寬植一生為家庭操勞，到最后被疾病纏身，其中的苦澀難以言表……雖然他們如此堅韌博大，都無法否認生活的苦不堪言，難以稀釋我們心中的“意難平”。

老年愛純寫給老年寬植的詩，向他道出“辛苦了”

“你辛苦了”這句樸素告白，也構建了一種情感投射機制。觀眾在劇中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英雄，而是和自己一樣會疲憊、會疼痛的普通人，“你辛苦了”也是對所有在時代浪潮中奮力掙扎的普通人的致敬。觀眾為劇中人的苦難落淚時，也是在為鏡像中那個同樣在負重前行的自己落淚，觀眾安全地釋放了自己積壓的生活壓力與委屈。

《苦盡柑來》無疑是一部佳作。但其實，如果將它放在韓國影視劇的創作脈絡里，《苦盡柑來》的“苦難詩學”并非獨創，甚至可以說，它是韓國時代?。次覀兂Ｕf的“年代劇”）常見的敘事模板?！犊啾M柑來》讓我頻頻想起2014年上映的一部爆款韓國電影《國際市場》（韓國當年的票房冠軍，在5000萬人口的韓國觀影人次突破1400萬次），除了三代女性的托舉外，《苦盡柑來》的敘事與《國際市場》高度同構，電影中也有著一個幾乎完美的“寬植”。

《國際市場》海報

《國際市場》中，黃政民飾演的主人公尹德秀的一生與韓國的近現代苦難史緊密交織，其個人命運成為韓國民族記憶的縮影。影片開場即聚焦于1950年朝鮮戰爭，年幼的尹德秀與家人在逃難時失散，父親為尋找妹妹末順而未能登船，從此生死未卜。這一情節映射了朝鮮戰爭導致無數家庭離散的歷史創傷。戰后韓國經濟凋敝，尹德秀為供養家庭，遠赴西德當礦工，在惡劣的環境下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，尹德秀也在一次礦井事故中險些喪命。這一情節對應了韓國政府1960-1970年代向德國派遣礦工以賺取外匯的真實歷史。1973年，為給妹妹籌備嫁妝，尹德秀又前往越南戰場當后勤人員，并在戰火中負傷致殘。韓國曾卷入越戰，這是韓國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。影片后半段，尹德秀通過電視節目與失散多年的妹妹重逢，呼應了1983年韓國一檔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電視特別節目《離散家庭團聚》。

面對苦難的一生，尹德秀通過責任、承諾與犧牲實現對苦難的超越。父親臨別前的囑托“在找回爸爸之前，你就是一家之主”成為他一生的信條，他放棄個人夢想，一而再再而三為家庭犧牲……盡管命運多舛，他與妻子英子建立溫暖家庭，并在晚年與失散妹妹團聚。時間來到21世紀，晚年的尹德秀擁有一個其樂融融的幸福大家庭。這種“苦盡甘來”的敘事，讓苦難升華為一種生命韌性的贊歌。尹德秀的子女們因為他的犧牲過上了更好的生活，苦難因而被賦予了延續性的價值——苦難不是終點，而是苦盡甘來，上一代的犧牲托舉了下一代。如此處理既正視了歷史的多重苦難，又幫當代人找到了向前看的動力。

耐人尋味的是影片的最后一個場景：在家人團聚后，尹德秀獨自坐在房間，凝視父親的照片，輕聲說道：“爸爸，我遵守了承諾扛起了這個家……但是，這真的好辛苦啊?！比绱送闯绱宋?。尹德秀抱著父親留下的大衣失聲痛哭，他不敢哭得太大聲，隔壁不知情的兒孫們在歡笑。這是“苦難詩學”的最深刻之處，它謳歌苦難中的人性，但對苦難懷有質疑和叩問：那些被迫的犧牲、強加的苦難，是否本就不該存在？哪怕苦難可以成詩，但對于普通人而言，歲月靜好的一生縱然平庸得無法成詩，都好過用血淚鑄就的史詩。

“恨”的“內在銷化”

“苦難詩學”在韓國影視劇里并不鮮見。韓國電視劇領域的《巨人》《陽光先生》《五月的青春》，電影領域的《華麗的假期》《辯護人》等作品，都是延續了這一傳統。影視作品將民族的苦難轉化為動人的詩行，讓觀眾在淚水中感受歷史的重量與人性的偉大。“苦難詩學”并非俗套的勵志，也非純粹的控訴，而帶著一種深沉的哀怨——它既是對苦難的超越，也是對傷痛的溫柔撫慰。即便最終迎來希望，那份縈繞不散的哀愁依然提醒著觀眾：實在太辛苦了。

“苦難詩學”的敘事模式為何在韓國流行？不得不說的是韓國國民心理中的“恨”。

很多研究韓國的學者認為，“恨”是韓國復雜而獨特的國民心理，它遠非字面意義上的仇恨或憎惡，而是一種融合了遺憾、悲痛、屈辱、自責、凄涼、哀傷等多種情緒的集體心理狀態?！昂蕖崩镉须[忍的悲痛與屈辱，韓國歷史上的殖民統治、戰爭創傷和社會壓迫，讓“恨”中帶有強烈的受害者意識；“恨”里有深層的遺憾與不甘的維度，指向那些未能實現的理想、被壓抑的愿望或被迫接受的命運；“恨”里也有自責與無力感的維度，或是對社會不公的無力，對自身弱小的懊惱，抑或對家族責任的辜負，夾雜著“為何我無法改變現狀”的自我詰問，形成一種精神上的重負；“恨”也是一種帶有宿命色彩的哀傷，既認同命運的難以捉摸，又帶有不甘心的掙扎……總之，“恨”不是一種單一的情緒，“恨是一種郁結的、難以排遣的、普遍的集體體驗與國民心態”。

“恨”從何而來？韓國的近現代史是一部被殖民、分裂與抗爭交織的創傷史。20世紀上半葉，日本殖民統治剝奪了國家主權，通過文化同化、強制征用等手段對民族尊嚴進行系統性摧殘；1950年代初，朝鮮戰爭的爆發又將半島撕裂為二，同胞相殘的悲劇與戰后軍事獨裁的壓抑，讓個體命運始終被歷史的暴力所裹挾；1970年代以來，經濟騰飛時期的財閥壟斷、民主化運動中的坎坷，進一步加深了社會集體記憶中的屈辱與不公……種種歷史積淀形成了一種“壓縮現代性”的困境——韓國在短短幾十年內被迫消化西方數百年的現代化進程，普通人在時代洪流中如浮萍般飄搖，既承受著殖民記憶的隱痛、戰爭分裂的傷痕，又不得不在財閥主導的經濟體系下掙扎求生，個體的渺小與歷史的沉重形成尖銳對比。正是這種在大歷史碾壓下無力卻又不得不堅韌前行的生存體驗，使得“恨”的心理從國家層面滲透至個體日常，成為一種持續發酵的、代際傳遞的集體情感。

韓國人“恨”的情感結構，在韓國時代劇中找到了完美的敘事載體。以《國際市場》《陽光先生》《巨人》《辯護人》《苦盡柑來》為代表的年代題材作品，通過將個體命運嵌入國家歷史的宏大框架，使私人化的苦難獲得了歷史縱深，收獲了國民的集體共鳴。這看似是藝術選擇，其實是一種文化心理的必然。

并不止于此。有“恨”，自然也有“解恨”的訴求。這種“解恨”，并非向外的復仇。學者注意到，韓國國民心理中的“恨”與日本國民心理中的“怨”雖相似，但“怨”多伴隨復仇欲望（如日本文化中通過“刀”復仇），需“償還”了結；但韓國人更傾向于選擇忍耐或自我消化痛苦，即“內在銷化”，其核心在于將痛苦轉化為一種內向的、非對抗性的情感處理方式，通過藝術表達、自我消化等形式來實現情緒的舒緩。學者王曉玲通過分析韓國的高中文學教科書發現，“恨”文學占比仍較高，詩歌35.3%、小說戲劇53.8%。古代作品中的“恨”多為個人經歷、無明確外在原因，近現代作品中“恨”多為日本侵略、朝鮮戰爭引發的“民族之恨”，有明確外在目標，且多以悲劇結尾。但不論何種形式的“恨”，應對方式都是選擇忍耐或自我消化。比如古代小說《沈清傳》中，女主角沈清為了救父親自愿犧牲，她的孝心感動上天獲得圓滿結局，小說強調“善有善報”，而非對抗不公；在現代作品中，《誤發彈》里的主人公面對戰爭創傷，選擇用自殘來宣泄情緒，而非反抗體制……

概括地說，“恨”的“內在銷化”首先表現為對苦難的審美化處理。韓國人常將“恨”升華為藝術形式，如詩歌、舞蹈或戲劇，通過創作與欣賞來釋放情感，使“恨”成為一種可被共享的審美符號。例如，韓國傳統舞蹈中的“殘疾人舞”以夸張的歡笑動作表現底層人民的悲苦，“笑中帶淚”的表達既是對現實的逃避，也是對痛苦的盡情宣泄，將哀傷轉化為審美體驗。其次，“恨”的銷化依賴于時間與忍耐。王曉玲援引韓國學者的看法，韓國文化強調“心腐了”的概念，通過時間的流逝讓情緒自然發酵、淡化。這種忍耐并非消極，而是一種弱者生存的智慧，代價是長期的情感負重。

《苦盡柑來》對于“恨”（不甘、遺憾、悲傷等）同樣是“內在銷化”的態度。劇中人物面對苦難時的反應模式——不是激烈到底的反抗，而是堅韌的忍耐與溫柔的轉化。比如光禮在冰冷海水中掙扎，鏡頭并沒有去深入揭示殖民經濟對濟州島的資源掠奪，而是更多凸顯出一個母親為家庭犧牲的崇高；又比如，寬植與愛純婚后搬出父母家并經歷喪子之痛，具體的時代幾乎是隱身的，劇集著力刻畫了濟州島人們的善良和互助，幫助他們共渡難關……這種視角轉換并非對現實的有意逃避，而是一種文化特有的創傷處理方式——通過忍耐、韌性、寬恕與和解，銷化苦難的尖銳棱角，最終升華為一種極具感染力的戲劇美學，賦予苦難一種詩意的救贖可能。

三代女性的代際托舉以及寬植的無悔付出，詮釋了“恨”的時間性銷化——苦難沒有即時爆發，而是通過代際接力逐漸稀釋，大抵就是《苦盡柑來》中說的“就像白雪覆蓋大地，時間掩蓋了悲傷的雜音”。當老年愛純寫下“日日是春日”的詩句時，實際完成的是對“恨”的終極審美化——苦澀的往事最終釀成柑橘般的回甘，正如濟州島的酸橘歷經風霜終透出清甜，所謂“苦盡柑來”。觀眾在觀看這種“恨”的“內在銷化”時，實際上參與了一場跨越時空的集體療愈儀式——苦難最終沉淀為一種深沉的、可咀嚼的生命滋味。

《苦盡柑來》在東亞社會的廣泛共鳴，本質上是一種“創傷共同體”的情感共振。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共享著相似的近現代史記憶——外敵侵略、戰爭創傷、現代化陣痛，這些集體記憶塑造了區域特有的情感結構。與歐美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對不公的直接對抗不同，儒家文化圈更傾向于通過時間的沉淀、代際犧牲與家庭倫理的維系來消化創傷，完成對不可抗力的象征性征服。比如《苦盡柑來》中寬植對于苦難的忍耐與轉化，讓很多觀眾聯想到《人世間》，周秉昆對家庭的付出與犧牲，與尹德秀和寬植如出一轍。

“恨”的“內在銷化”高度依賴于完美人格對苦難的咀嚼與轉化，這也是“苦難詩學”得以成立的前提。《國際市場》中的尹德秀為家庭奉獻一生、《父母愛情》里的江德福默默守護妻子、《人世間》的周秉昆用一生踐行“好人哲學”，這些角色共同構成了“苦難詩學”的典型人格——他們以近乎圣徒般的堅韌與犧牲，將時代的苦難轉化為道德的勝利。不過，它暗藏一個敘事陷阱：當創作者通過塑造近乎完美的道德人格來消解苦難時，是否在無形中完成了對苦難的淡化或合理化？

《苦盡柑來》的結尾處理就陷入了這樣的陷阱——愛純因為這一生有了寬植，反復強調她這一生的幸福，當寬植問到她下輩子是否還愿意和他在一起時，愛純回答“沒有人可以有兩輩子這樣的好福氣，怎么可以只有我快樂的人生，多虧你，我沒有一天寂寞，一天都沒有，這樣的人生哪里去找，多虧你的笑容，我這輩子充滿喜悅”；而在女兒的視角中，愛純的一生“日子會有很苦的時候，但是從不寂寞，回首人生，她活在天堂”……這樣的告白固然動人，然而浪漫化的修辭中，個人的幸福敘事悄然遮蔽了結構性壓迫的陰影，那些真實的血淚與創傷就被懸置了，制度反思與社會批判失去了立足之地?！翱嚯y詩學”不應止步于將苦釀成甜，更要保留那份苦澀的真實滋味。

愛純與寬植的愛情是獨一無二的，但他們人生中的很多苦難是不值得的

相形之下，《國際市場》對苦難的呈現更加直白深刻——尹德秀那句哽咽的“好辛苦啊”，道出了被時代裹挾的普通人最真實的心聲：那些苦難中的忍耐、堅韌與犧牲，本不必是人生的必選項。影片雖然塑造了完美人格，但尹德秀道出的“好辛苦啊”拒絕將苦難審美化，而是讓觀眾直面一個殘酷的事實：如果可以安穩度日，沒有任何“苦難詩學”是值得主人公去承受的。事實上，這樣的表達我們可以在一些經典的國產小說/電影諸如《活著》中看到?！痘钪芬怃J更深刻，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，雖然有對苦難的咀嚼和轉化，有對“活著”韌性的彰顯，但徹底撕碎了苦難可能帶來的任何詩意假象?！犊啾M柑來》在催淚中成為大眾流行，卻犧牲了一定的批判性和尖銳度。

《國際市場》中，尹德秀固然有一個完美的人生結局，但他“很辛苦”的委屈是對這一生苦難的否定

與此同時，在完成對完美的“寬植們”的刻畫的同時，某種程度上也弱化了女性自身的主體力量。劇中愛純的每一次重要成長幾乎都與寬植的支持密不可分，這種設定雖然展現了理想的性別關系，卻也可能暗示著女性突破困境離不開“好男人”的輔助。韓國同類題材小說《明亮的夜晚》（講述四代女性的代際托舉）就采取了不同路徑——它不回避男性角色的局限與傷害，更強調女性之間的互助、托舉與覺醒。不少評論者就認為，《明亮的夜晚》比《苦盡柑來》深刻得多。

當然，韓國“恨”文化的核心在于“內在銷化”，但也保留著抗爭的火種。個人的“恨”與民族命運或階級壓迫產生共鳴時，那些被壓抑的情感就會迸發出驚人的力量，比如韓國抗日獨立運動，比如光州的民主抗爭。近年來，韓國的復仇題材作品更是激增，這些作品將個人苦難嵌入財閥霸權、官商勾結等系統性壓迫框架，“恨”轉化為“怨”，用復仇來“解恨”。這種創作轉向一方面是因為，Netflix的全球布局與韓國成熟影視工業一拍即合，催生了大量符合國際觀眾口味的暗黑復仇??；另一方面，韓國社會日益撕裂——貧富差距加劇、青年失業率高企、性別對立尖銳化，“恨”難以“內在銷化”，于是借影視劇的暴力快感獲得代償性滿足。比如《D.P：逃兵追緝令》《黑暗榮耀》《豬玀之王》等作品，都是通過“以暴制暴”的私刑復仇，為觀眾提供情緒宣泄的快感。

《苦盡柑來》在東亞的走紅，是一部劇集的成功，也是與東亞集體歷史記憶與情感結構的一次對話。當這部作品在歐美市場遭遇“文化折扣”時，凸顯了東亞社會獨特的創傷敘事邏輯——我們擁有相似“多災多難”的近現代史，也共同構建了一套以代際犧牲、倫理韌性為核心的苦難消化機制。“苦難詩學”的動人之處，也暗藏著它可能存在的局限性：當苦難被過度審美化為柑橘般的回甘，當忍耐和犧牲被推崇為神圣的美德，我們是否在無意間將結構性壓迫合理化，并消解了抗爭的必要性？我們既要承認歷史重壓下的堅韌可貴，也莫忘記“苦難詩學”的最終訴求，不是止于把苦難寫成詩行，而是否定和批判苦難本身。